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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研究
2021-4-8 16:20:39 浏览:
 
 

  作 者:赵子林

  作者简介:赵子林,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京)2011年第1期 第3-12页

  内容提要: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的命题,但在其确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内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迄今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和意义。

  期刊名称: 《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 2011年04期

  关 键 词:国家文化安全/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

  自有国家以来,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欲灭掉一个国家,先毁灭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个民族,先斩断其文化脉络,这是统治者们惯用的思维。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中华儿女共同创造了无比灿烂的中华文明。无论是在国家繁荣兴盛时期,还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在近代中国遭受民族灾难的艰难历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深刻体会和认识到,一国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而且在于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和更新,所谓“学存则国存,学亡则国亡”,如果文化湮灭,民族必陷入“种族灭绝,神灵消失”的万劫不复之地。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命题,但文化问题始终是他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对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度重视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关注文化问题的认识基础和思想前提

  “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①文化是民族最深厚的根基,是一个民族发展传承、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②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④在当时极其严峻的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列,提出文武“两种军队”“两条战线”,可见其对文化作用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对文化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的工具价值上,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⑤

  1949年9月,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共同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二、近代中国遭受严重民族灾难和深层文化危机,是毛泽东思考文化安全问题的历史起点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⑦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民族存亡的危机。民族危机与封建末期本已存在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相互叠加,形成了近代中国多重危机并存的严峻背景。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提供解决危机的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军事侵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伴随着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和大肆传播。在以往,中国文化虽然也曾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流、碰撞、融合,而如今,它所面对的已不是基于自然经济之上的传统社会,而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列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难以适应和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已经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伴随征服与抗争的激烈冲突。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⑧。

  结果是:中国以牺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沉重代价,在被动和屈辱中进入世界体系。由于这一开启现代历史的必由之路并不是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重大进步一样,是从中国文化的内部生发出来的一种内源性表达和需求,而是在外来文化强迫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从危及国家和民族安全开始的。文化安全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国家安全形态第一次在世界近代史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⑨

  三、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危难中日渐觉醒,中国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揭露和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是毛泽东思考国家文化安全的社会认识前提

  (一)国人的民族意识在危难中日渐觉醒

  列强侵华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在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的同时,也使国人不得不彻底反思,深刻思考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民的民族意识在危难中日渐觉醒。

  尽管中华民族事实上早已存在,但中国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自觉意识却是出现在近代。“因为只有到了近代,中华民族才真正与‘非我族类’的外国人相冲突,才有可能使民族意识从自在走向自觉,才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⑩。

  为了使中华民族免遭亡国灭种之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仁人志士们纷纷著书立说,在各种报刊上就中华魂、民族魂、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以唤醒国人。当时,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的热潮,这些刊物多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为中心内容。中国魂问题,就是当时这些报刊的一个中心论题。1899年12月23日的《清议报》梁启超的文章《中国魂安在乎》,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的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认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1)在《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更深刻地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特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化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12)

  1903年9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要求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之教育”,认为“德意志之所以统一,意大利、希腊之所以独立,菲律宾、图兰斯法耳之所以抗战强敌”,是对其国民进行“民族主义之教育”的结果。(13)《浙江潮》第1、2期连载的《民族主义论》一文,也认为“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14)

  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他大声疾呼,“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6)

  (二)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揭露和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对于这一侵略的实质,部分民众并不能清醒认识,甚至有人认为帝国主义是在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此,李大钊尖锐指出:“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17)张闻天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要投资,是为了要推销商品,是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给。要达到这些目的,它必须利用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力量,夺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与政治权力。在中国,各帝国主义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中国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重了这种剥削。”(18)

  帝国主义不仅从军事和经济上侵略中国,而且在中国大力发展教会、设立学校,积极开展文化侵略。陈独秀就此指出:“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挟有国际资本帝国侵略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19),他们的目的“都是养成奴隶人才,为他们的帝国主义之前驱。”(20)为此,陈独秀主张破坏帝国主义在华教育权,维护国家主权。他说:“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21)“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22)

  瞿秋白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步骤为“一、强辟商场;二、垄断原料;三、移植资本;四、文化侵略”(23),强调“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24)

  四、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是毛泽东思考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内涵

  (一)批判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过程中,中国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民族虚无主义者断言中国一切皆不如人,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针对这种为祸甚大的错误思潮,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25)“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6)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要“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7),“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28)。他还进一步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高度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9)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0)

  保持民族文化特质,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关门主义。从根本上讲,文化安全的关键在于文化的先进性。也就是说,不能依靠维护文化的纯洁性来保障文化安全,而是必须保障和促进本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创新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表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乃是促进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毛泽东积极支持文化交流,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31)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他同时强调,在学习外国的过程中“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2)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3)如果“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34)他还形象地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35)

  在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双百方针”,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6)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确保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原则,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基础,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为国家文化安全打下了坚实根基。

  (二)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始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37),国民的意识形态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问题,积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1.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必然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表现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同时并存。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心存疑虑,有的还怀疑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在全社会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成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8)在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国性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劳动创造世界、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等得以普及。1951年秋至1952年秋,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们克服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影响,实现立场和世界观的初步转变。“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感到有收获,通过学习,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使自己获得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39)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主要是思想批判中有些做法有些粗糙,有的单位采用群众斗争的方法,感情上伤了一些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我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于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40)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尽管“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调也过于尖锐”,但是毛泽东“提出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一些历史人物的任务,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一些深刻见解,应该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41)这场批判运动促使整个知识界思考如何适应新中国和新社会建设的要求,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增强了知识分子自我思想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广大文化工作者初步懂得了观察历史的正确观点,对他们以后在创作中正确反映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很有帮助。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从哲学、史学、文学、社会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了一番清理和批评,对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好的作用。但这几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方法和手段也比较简单,有需要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2.防御西方“和平演变”。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夺取政权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42)给全党打了预防针,要求警惕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渗透,毛泽东更加突出地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求全党保持高度警觉,警惕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使“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43)

  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作证时首次提出了“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突出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这种“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44)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兴奋,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极为重视。1959年11月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他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关于“和平演变”的演说,并分析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而且,美国所要演变的苏联世界“并不是讲的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45)后来他又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6)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采用“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心”的策略,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力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产生修正主义,这是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他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47)他们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48)

  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9)“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50)

  为了赢得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胜利,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思想领域里的香花、毒草都要让它开放出来,“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惧怕批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51)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52),强调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53)。他指出:“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他同时强调“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54)

  毛泽东还强调: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55)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使其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化界都占“主要的和统治的地位”,各级党委尤其是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56),并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57),以发挥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齐抓共管,“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58),努力形成合力;必须建立一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各省、市、***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刊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59)。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改造世界观,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保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三)改革旧教育体制,建立适应人民政权性质和国家建设需要的独立自主的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是民族和国家最根本的事业,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教育安全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关系民族的前途命运。

  旧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深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影响和控制,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外,尤其注重文化侵略,主要通过津贴宗教、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加以侵蚀和控制。二战后,美蒋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并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在中国各大学校推进英文教学,协助美籍教授来华讲学等,来满足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欲望。国民党政府还与美国共同组织所谓“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以“开发”中国农村为名,使美国的文化渐入中国农村内地。

  旧教育的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新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就必须对旧教育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崭新的教育体系。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就曾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60)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61)以这一思想为指导,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其一是在接管接办各类学校的基础上肃清反动教育制度及其思想。接管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并派遣干部到这些学校帮助工作,使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同时对教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认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对于接受外国津贴的各类学校和教会学校,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颁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处理方针如下:“一、政府应计划并协助人民使现有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二、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关,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三、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应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四、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应使之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于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应予以鼓励”(62)。次年,教育部根据这个《决定》,开始了回收教育主权的工作。到1951年底,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都已由人民政府接收。此外,还接收了接受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1500余所,以及幼儿园、孤儿院、育婴堂、慈幼院等。全部收回了中国的教育主权。(63)

  其二是改革教育管理体系,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把旧中国极端分散、领导关系不清、各行其是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把各级各类教育纳入国家事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义务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培养各种不同规格的人才,使教育和经济、社会得以协调发展。

  其三是改革课程。学校授课的内容,牵涉到教育的方向。人民政府对课程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小学主要是精简课程,对高等学校则是制定并实施新的课程。1950年8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院系课程草案,规定了文、法、理、工各院都设有公共必修课、本系必修课、分组必修课和选修课程。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的指示》,规定了各高等院校应设立的政治课程: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院校自1952年起,依一、二、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工、农、医等专门学校,依一、二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各类高等院校和专修科准备自1953年起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人民政府还要求在各高等学校试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64)

  通过对旧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造,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适合新中国人民政权性质和国家建设需要的独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保障了教育主权,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接班人,确保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文化是由人创造、传承并影响和作用于人的,文化是否安全,最终要落实到人上。维护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必须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确保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毛泽东告诫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65)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66)至于接班人培养的途径,毛泽东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更加强调实践锻炼,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67)为此,他鼓励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接受教育,参加劳动锻炼;并要求老一辈革命者以亲身经历教育青年,帮助他们辨清思想,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五、结语

  由上可知,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命题,但却对文化安全有着大量的思考和实践,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防止修正主义、抵御“和平演变”的思想至今仍然警醒着后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证明了他的相关思想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毛泽东对文化安全的思考和探索中也存在失误,比如他曾错误地把党内不同意见当成修正主义批判;在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不同观点和论争的过程中也有过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加以尖锐化的错误倾向。

  准确地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现实社会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绝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方法予以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毛主席对这种斗争估计过高,把各种性质不同的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68),必然会导致严重错误。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毛泽东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考和探索都是我们今天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仍然是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都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宝库中获取重要的启示和指导。

  注释:

  ①《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页、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⑨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第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⑩宋志明、吴潜涛:《中华民族精神论纲》,第1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卷,第3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3)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40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14)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第48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15)《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第398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张闻天选集》,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瞿秋白选集》,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瞿秋白选集》,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7)沈壮海:《关注文化安全新课题》,《中国教育报》,2004年2月10日第3版。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40)郭德宏、李玲玉:《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修订本,第9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

  (41)《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册,第17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4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2~114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23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6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514~5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63)夏杏珍:《六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第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4)辛文:《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第162~16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年版。

  (65)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66)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67)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6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杨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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